图片来源/AI制图

　　2024年复旦大学关于学生使用AI写毕业论文的要求

　　麦可思的调查报告

　　正值2025年毕业季，关于“论文AI率”的讨论冲上热搜。一些高校在传统的查重、答辩等流程之外，新增了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作为论文审核的补充机制。

　　多家机构数据显示，近三成高校学生表示曾使用AI工具参与论文或作业写作。为此，多所高校设定论文“AI率”上限在20%至40%之间。一些学生为达标反复修改，甚至借助AI“反向优化”，此举引发对检测标准合理性与技术可靠性的质疑。

　　伴随AI工具在学习中的快速普及，不少高校和教师正尝试从“堵”转向“疏”。但AI能否用于毕业论文？使用边界如何界定？检测标准是否科学？在AI深度融入教育体系的当下，这些问题正成为高校亟待探索的新课题。

　　毕业论文“AI参与度”持续提升

　　两年前，还在读大二的学生小王接触了ChatGPT，感觉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情绪调节，AI工具逐渐融入了他的日常。

　　2025年，作为应届毕业生的小王需要完成本科论文。他显得从容许多：一篇上万字的论文，从选题到完成初稿，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选题由导师提前确定，相关文献资料也由导师推荐，他在初步修订好大纲后，将文献输入AI工具提取要点，并结合自身理解和案例进行扩展。“每一步都有我自己和AI的参与，差不多各占一半。”他说。

　　小王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过去查阅文献往往要花费数小时甚至几天，现在只需将PDF格式资料上传至AI工具，几秒钟内即可提取出核心观点，并以结构化方式呈现，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主要借助AI进行资料梳理、信息提炼、列出大纲、润色语句等辅助性工作。“特别是在思维卡壳的时候，把困惑输进去，几秒钟就能获得不少启发。”最终，他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

　　小王就读的是文科专业，和他类似，河南许昌学院2025届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小林也是AI的重度使用者。“ChatGPT刚出现时，我用它调试代码。一段怎么都跑不通的程序，AI改一改就能运行了，觉得特别神奇。”他回忆道。

　　从那之后，小林在写作业、处理难题时会频繁用到AI工具。在毕业论文写作阶段，AI更是帮他理清论文思路、规范格式，还节省了不少查阅资料的时间。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生小米则主要用AI进行语言润色。在她看来，AI有时“聪明”，有时“傻”，但在模拟深度思考时展现出的推理过程，反而比直接给出的答案更具启发性。

　　不过，几位受访大学生都表示，AI在帮助写作的同时，仍存在“幻觉”（生成不实内容）问题，因此“只适合辅助使用，不敢完全依赖”。

　　北青报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大学生普遍热衷于使用AI工具查阅资料、翻译润色、数据分析、论文写作、日常沟通等。使用场景的多样化，也带动了高校教学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

　　去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王思遥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黄亚婷联合开展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在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全日制本科生中，生成式AI在学习中的使用频率较高，“有时使用”“经常使用”“总是使用”的占比分别为32.92%、40.49%和12.29%；约三至四成本科生表示曾直接复制AI生成内容用于作业。

　　“那还是2024年的数据，”小王补充说，“到今年，包括DeepSeek等更多中文大模型普及后，使用AI写论文的人更多了。据我观察，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不同程度地在用AI工具。”

　　而第三方机构麦可思在2024年对3000多名中国高校师生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三成大学生已将AI工具应用于论文或作业写作。

　　代降“AI率”形成灰色服务链

　　随着毕业论文写作中AI工具的使用日益普遍，一些高校开始引入AIGC检测机制，试图对“AI参与度”进行管理与限制。继查重、盲审、答辩之后，“AI率”逐渐成为影响毕业流程的新变量。

　　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明确禁止学生使用AI工具撰写论文核心内容，仅允许其在辅助检索、语言润色、代码调试等环节发挥作用。天津科技大学设定“AI生成内容不超过40%”的预警线，超出部分必须修改。福州大学则将“AI率”与论文评分直接挂钩，明确规定检测值不得高于20%。

　　高校的做法不尽相同。一些学校将“AI率”作为能否参与评优的依据，另一些则将其作为答辩的前提门槛。同时，知网、维普、PaperPass等平台也陆续上线AIGC检测服务，与传统查重工具并行使用。

　　面对愈加严格的限制，一些学生开始尝试“主动降AI率”。西北民族大学毕业生小咩告诉北青报记者，虽然学校没有硬性标准，但老师曾提醒论文可能会抽查“AI率”，于是他和不少同学选择在写作中只会适度使用AI工具辅助整理资料、润色语言，之后还会再用AI检测工具反复进行修改，以将“AI率”控制在20%以内。

　　“有些原本通顺、结构清晰的句子，被检测系统标红后只得反复修改，结果改得越来越别扭。”小咩说。这些被判定为“AI生成”的内容，一部分其实是他自己写的，另一部分是对AI辅助提炼内容的再加工与整合，但由于底层逻辑仍接近AI输出，这些句子依然被标记为“高AI率”，不得不再次“降重”。

　　最终，他的论文AI特征值为14.3%，顺利通过答辩。但他坦言，这种“为了过审而反复修改”的过程不仅耗时，还影响了表达质量，“改着改着，就忘了论文到底要讲什么了。”

　　不少学生甚至借助AI工具“反向优化”论文，通过改写、拆句、调整语序等方式“降低AI特征”。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生小陈表示，虽然学校目前未对“AI率”作出强制规定，但出于稳妥考虑，他还是使用了AI检测工具给自己的论文降“AI率”，并将AI特征值控制在30%以内。

　　他坦言，自己主要用AI做语言润色，“原本只是想让句子更通顺，结果反而有些段落被系统标红了，只能一遍遍改。”

　　在社交平台上，“代降AI率”也成为灰色服务链的一环，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小咩的一位同学被导师质疑“你这篇初稿到底有多少是自己写的”之后，在某社交软件上花费百余元购买了“软件加人工修改”服务，才将检测结果降至“安全区”。

　　用AI写论文，再用另一套AI工具来判断是否“AI过重”、降“AI率”，这一过程本身就很荒唐，引发各方争议。而在这一系列操作中，也有学生发现，“AI率”的检测实际并不稳定：在未修改正文内容，仅增加参考文献和封面后，检测值竟从27.2%降至0.5%。有人评价，这类检测在技术上尚不成熟，甚至可能误伤真实原创内容。

　　AIGC检测工具本身的准确性同样受到技术质疑。一位从事大模型研发的技术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的检测主要依靠语言特征匹配，包括词频、句式、逻辑结构等，“但AI生成内容恰恰语言规范、逻辑清晰，与学术写作风格高度重合，检测系统很难作出准确区分。”

　　在他看来，现阶段的AIGC检测仍处于“博弈期”，既难以精确识别AI生成内容，又可能误判人类原创文本，“如果用AI写，再用AI查，只会把学生引入一场低效的文字游戏。这种方式短期内或可形成震慑，但不应成为教育评价的长久依赖。”

　　一些高校鼓励学生理性使用AI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关于生成式AI工具（生成式AI是能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如ChatGPT，区别于传统识别型AI）在高校中的使用，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规范，整体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但在全社会拥抱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从严禁、反对，转向更为开放、引导的态度。

　　2023年初，香港大学曾明令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等AI工具完成课程作业和论文。到了当年8月，该校宣布自新学年起向师生免费开放多种生成式AI应用，并通过工作坊等形式帮助大家熟悉工具的使用方式。

　　对于从“禁止”转向“引导”的原因，香港大学在官网中解释称，生成式AI快速普及，学生具备掌握并应用该类工具的能力日益重要。除口语、写作、视频、数码4种基础传播能力外，生成式AI被视为“第五种重要能力”。

　　根据新政策，教师需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合理使用AI工具，提升其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同时，课程考核机制也需相应调整，确保在遵守学术诚信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有效地教学与评估。

　　在内地，高校也在逐步推动AI课程体系建设。2024年9月，南京大学宣布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浙江大学自秋季学期起将人工智能课程设为本科生通识必修课，涵盖理工农医文等多个专业方向。

　　2025年春季学期，清华大学面向研究生推出《大模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旨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大模型基本知识与应用方法，培养“人工智能+”复合型创新人才。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教26年的李希光教授，2025年春季开设了一门名为《一个与AI竞赛的新闻写作课堂》的课程。

　　课堂上，他将学生分为“人脑组”和“AI组”，后者可使用ChatGPT、DeepSeek、Kimi、豆包4款工具进行写作。师生则会共同对比“人脑文本”与“AI文本”的写作风格和逻辑差异。

　　据了解，这门课并不要求学生写传统论文，而是要求他们完成时效性较强的采访类写作。期末考试则是前往北京胡同实地采访，写出一篇观察文章。

　　学生们普遍反映，在这类任务中，AI只能作为辅助工具，真正的调研与判断依然需要依靠个人实践。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郎昆对学生使用AI持鼓励态度。他所教授的思政课是本科生的必修课，选课学生来自不同院系。在与学生的交流中他发现，约半数以上同学会使用IA辅助完成课程论文。

　　“我和很多老师讨论过这个现象。学生选择AI，可能是因为对作业缺乏感受，不知从何写起，或者觉得内容空泛。”郎昆说。与其一味限制学生使用AI，不如反思作业本身是否足够具体、有启发性。为此，他对作业形式进行了调整，“我们布置作业，不是为了增加负担，而是希望学生能在课外也有思考。”

　　他举例说，比如可以让学生观察家乡2012年以来的发展变化。资料查阅也可以借助AI工具，例如检索政府工作报告，但这些变化背后的理解和分析仍需由学生亲自完成。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毕业生均为化名）

　　本版文/本报记者朱健勇

　　统筹/林艳张彬

　　供图/受访者

　　·声音·

　　AI使用可以鼓励标准仍需厘清

　　“同学们在写作业或论文时使用AI，这件事已无法阻挡。关键在于，是把AI当搜索引擎用，还是直接生成后不加修改地提交？这中间有本质区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郎昆说。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负责任地使用AI工具呢？郎昆认为，只要学生的论文或作业体现出自己的思想，结构清晰、论证合理，即便过程中借助了AI来润色或辅助整理，也完全可能是一篇高质量的成果。

　　“这个道理很简单。”郎昆举例说，就像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原本靠手工织布的劳动被纺织机替代了。那评价布好不好的标准，是手织与否吗？显然不是，而是布的质量，“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评价写作，关键看内容质量，而不是是否纯手写。”

　　他进一步举例：过去司机的核心能力是“认路”，导航普及后，司机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也改变了。学者亦然，以前“博闻强记”是一项基本功，如今借助电子工具查找文献更为高效，更重要的能力转向了对信息的理解与分析。

　　“AI来了，实验科学领域也会发生类似变化。过去看学生能不能长期泡在实验室，未来如果实验室机器人普及了，比拼的就不是谁做得多，而是谁能更好地指导机器人、设计实验。”在他看来，教育的评价重心将从体力投入转向逻辑能力与创新思维。

　　郎昆强调，他支持学生使用AI，但“风筝线必须自己攥着”，要学会“去粗取精”，“不能AI说什么都信，最终还是要学生自己对内容负责。”

　　关于“毕业论文AI率”的争议，郎昆坦言，自己写论文时也会使用AI工具，清华目前并未对“AI率”作出统一查验规定。他表示，如果未来清华上线AI检测功能，从技术上并非难事，但是否真正有必要，仍存在较大讨论空间，“好论文应当进行多维度评价，而不仅是单一比重的技术判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高校试图通过“AI查重”限制学生滥用AI，初衷可以理解，但目前的技术手段还难以完全胜任这一任务。将AI检测结果等同于传统查重率，并作为唯一标准，并不可取。

　　储朝晖认为，“查AI率”这一讨论本身是对技术发展的自然反应，但无论是简单禁止还是全面鼓励都不现实。尤其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校和教师应给予学生更多过程性指导，引导其合理使用AI工具，并防止照搬照抄。“同时，这也对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还需要完善配套的规则与法律，来进一步明确边界。”